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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組織湖北馳援之惑:真正應該動員的是社區里的老百姓

2020年2月15日,壹基金馳援湖北的物資持續發放,4臺呼吸機送抵武漢金銀潭醫院。 (受訪者供圖/圖)

(本系列均為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原創,限時免費閱讀中)

(本文首發于2020年2月27日《南方周末》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特刊“疫線報道”)

楊團指出,汶川地震時,大批志愿者立刻動身前往災區了,但這次“每個人都可能身陷險境”。面對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他們不知道能做些什么、怎么做。

面對新冠疫情,真正有效的是動員社會力量,“這個社會力量實際不是公益組織,而是社區里的老百姓”。

作為資深應急救援專家,卓明災害信息服務中心負責人郝南可以說身經百戰。2008年,他志愿參與汶川地震救援,后創建了公益組織卓明災害信息服務中心(以下簡稱“卓明”)。十二年間,郝南與卓明的志愿者參與了國內外上百場災害救援。

面對新冠疫情,郝南很早就開始響應。2020年1月22日晚,他在網絡上發起了行動倡議,很多志愿者前來報名,其中包括臨床醫生、社工、心理咨詢師和熱心市民。這些志愿者在十幾天的時間里,形成了不同的獨立團隊,相互協作,發展出一個NCP(新冠)生命支援網絡,成為武漢當地無法住院的患者進行咨詢和服務對接的平臺。

公開數據顯示,2月8日至17日,814名患者向NCP咨詢平臺求助,平臺給412名在疫情中需要心理關懷的人提供了支持。

但郝南并不滿意這樣的成績。此次疫情讓他看到了太多遺憾。公益組織本應當在疫情中利用自己的優勢參與救援,利用運用多年的救援經驗更好地服務社會,但這次救援中,表現卻難如人意。

郝南的感受并非孤例。壹基金事后總結,災害中公益組織能做的,是找準自己的專長,提升專業能力,而不僅是捐贈資金的搬運工或二傳手。

倉促上陣

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許多公益組織“懵”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社會政策中心顧問楊團指出,之前汶川地震,大批志愿者立刻動身前往災區了,但這次“每個人都可能身陷險境”。面對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他們不知道能做些什么、怎么做。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了多家公益組織負責人,他們也分別解釋了各自“懵”的原因。首先是疾病超出過往的認知范圍。郝南從2020年1月中旬開始密切關注“不明肺炎”,但得到的信息都是碎片化的,不斷累加拼湊以后,他才得到基礎的判斷:醫院已發生擠兌現象。諸多新冠患者、流感患者都到醫院排起長隊,將造成交叉感染。

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創始人李濤曾于SARS時期帶領團隊參與農民工防疫工作。但1月初以來,他一直抱著“僥幸”心理,“經歷過SARS這么大的事情,應該沒什么問題”。

同樣經歷SARS的中國災害防御協會社會力量參與應急救援綜合服務辦公室主任張國遠則“心懷畏懼”。作為減防災領域專家,1月24日時他正在日本參加2020世界災害教訓國際論壇。他認為過去的救災經驗不適用于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回去也做不了什么”。而武漢當地志愿者組織也毫無防備。2020年1月中旬,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北京惠澤人公益發展中心創始人翟雁給武漢的義工聯合會打電話,“你們怎么樣?”她推進志愿者服務專業化已經十七年,對當地的志愿者組織很熟悉。“沒事啊”,義工聯的志愿者正忙著到車站開展春運服務,一切如常。

沒想到疫情很快發酵,直到1月23日武漢封城。

翟雁用心理學中的名詞“不應期”解釋公益組織初期的茫然——在生物對某一刺激發生反應后,在一定時間內,即使再給予刺激,也不發生反應。“突然面對的信息,跟過去經驗完全不同”。

封城后,翟雁最初想到的辦法是“投人”,可以支持當地的志愿者行動,為居民提供心理咨詢。她迅速聯合京鄂兩地的志愿者發起“京鄂iwill志愿者聯合行動”,發起醫師、社工師、心理咨詢師“三師聯動”的在線服務。

春節頭幾天,當時的策略是居家隔離,翟雁看到市民們主要是求醫問藥,詢問如何居家隔離。“有什么需求就去找什么”,翟雁和志愿者盡可能邀請具有臨床經驗的醫生回復,同時搜集國內外的資料,編譯整理,形成手冊。

翟雁的想法和郝南不謀而合,于是他們開展了協作。郝南的志愿者團隊后發展出了NCP生命救援網絡,一個包含400名醫生志愿者在線服務的“線上診所”,提供生命關懷、留守孕婦等多個群組,并聯合13個基金會募集制氧機。

那些天,翟雁也忙于“投物”,拉群對接運送醫院所需的防護服及口罩。各地公益組織和基金會開始捐款捐物。很快,武漢當地專業救援隊和不少公益組織都扎進去運送物資。“沒辦法,那是剛需。”翟雁說。

過往的經驗告訴郝南,物資緊急調配一般在三天內結束。但此次卻是意外,物資調配持續了多天,志愿者在城中不僅運送物資,還建起愛心車隊,護送醫護人員上下班。

但同時,大量志愿者涌進物資購買市場,各種群組充斥著騙子、倒買倒賣的投機者。武漢生命陽光公益救援中心理事長謝駒投入疫情救援三天后,也發現需求信息混亂,無效、虛假信息散布在網上,無人甄別。民間缺乏系統的信息來源。

謝駒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建設信息平臺短期無法實現,他們采取了最原始的方法——人海戰術,組織100人的志愿者團隊,分工合作,給武漢市內61家定點醫院、89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及湖北省內549個醫療機構打電話,每天統計全省各醫療機構數據并對外發布。

楊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最初的幾天,她和志愿者曾動員當地的社工出門給小區里的孤寡老人送吃的,但并不順利,“不能出去”。而以行動為導向的公益組織、專業救援隊只能留在各地。對他們而言,無法進入救災現場,非常無措。

過往救災經驗失靈

此次疫情救援中,很多公益人士都想起了2008年汶川地震,同樣涌現了大量民間志愿者,志愿者幾乎零基礎參與救援。

讓郝南遺憾的是,12年來,公益行業在應急救援方面有很多信息收集、需求評估的經驗,此次救援中卻沒有被借鑒。

其中最有效的經驗是社會力量多元參與災害治理。北京師范大學風險治理創新研究中心主任張強對民間救災網絡有長期的跟蹤研究,他認為,汶川地震后,中國全面進入了社會力量多元參與的災害治理階段。

2008年6月8日,國務院頒布《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條例》,在災后過渡性安置和恢復重建工作中,首次確定“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相結合”的基本原則;2013年的雅安地震,四川省抗震救災指揮部則成立“抗震救災社會組織和志愿者服務中心”,將民間組織請進指揮部,為民間組織提供服務平臺報備和服務,政社聯合救災。

“政府會主動地問你(社會組織),請問你在做什么,請問我們能不能協作。這就是在改變。”張強曾如此總結。

汶川地震后,四川省社科院社會學所時任所長郭虹在成都發起成立“5·12民間救助服務中心”,對接各方的信息。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民間組織參與救災要有序參與、有效救援,除此之外,在前線救災時要達到準確、有序、高效,就需要做到信息暢通。

雅安地震中,政社互動的“420聯合救援平臺”則成為救援中活躍的信息樞紐。隨后,9家民間組織和四川團省委共同發起聯合救援。

“民間參與救災的熱情踴躍,到雅安因勢利導成立的服務中心,就讓政府和民間形成了良好互動。”郭虹這樣總結。

雅安地震進入恢復重建階段后,“抗震救災社會組織和志愿者服務中心”轉型注冊為“雅安群團服務中心”,140多家社會組織在地震后開始注冊。

經汶川、玉樹地震后,壹基金開始在中西部災害較頻發的省份支持當地社會組織建立協同救災機制,促進更多當地的社會組織成為屬地救援的主體。壹基金曾在《“壹基金聯合救災”的行動經驗》一文中總結,這種屬地救援的社會組織協同救災網絡,一方面能夠研究本地災害發生的規律,提前就近就便儲備救災物資,另一方面則能在災害來臨時開展有序、高效的救援行動。

此次救援,壹基金聯合孝感義工聯等在地志愿者組織,再次形成小型的救援網絡,迅速開啟防護服等醫療物資運送。

郝南有些遺憾,這樣的網絡太少,且多為小型平臺,并未形成更為大型的、有效的協調平臺。

政社合作的局限

2020年1月26日,張國遠從日本回國,決意召集公益伙伴,打造社會力量參與應急救援協調平臺。由于無法抵達疫區,所有的協作都是依靠互聯網展開。建立志愿者群組,發掘需求,發布任務,他要解決的問題是,將碎片化的信息對接起來,將志愿者碎片化的時間利用起來,這個過程都在“重塑互聯網時代的救援模式”。

張國遠一度無法適應“線上救災”,在社交媒體上感慨“這個救援得憋屈,感覺體內洪荒之力使不出來”。

包括張國遠在內,多位采訪對象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過去十余年里社會組織在災害中建立起來的救援經驗,在湖北一役中暴露了短板。“最根本的還是社會力量缺乏制度化的參與渠道,缺乏突發事件中的政社協同機制。”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長鄧國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

翟雁認為政社協同并非一日之功,需要長期的磨合與信任。她此次發起“京鄂iwill志愿者聯合行動”,得到北京市社工委民政局及社心聯樞紐型官方組織的指導,從開始便是政社一體化協作的探索,其背后是過往與政府部門數年協作所建立的信任基礎,“過去沒有信任基礎,戰時才來協作比較困難”。

與此同時,湖北也屬于公益力量較為薄弱的地區。相比于資金投放較多的西部和東部,中國中部地區的公益組織的生態環境較弱。

謝駒是在汶川地震后,成立了“生命陽光”,一做就是十余年。據他觀察,武漢的社會組織類別豐富,舞蹈協會、讀書會、車友會各種協會都有,但“比較初級,都不是很大”。這直接導致武漢找不到能夠對接全國各地社會組織資源的中樞機構。

在此基礎上,武漢政府與公益組織的協作基礎有限,彼此的信任度不高。郝南曾為志愿者團隊建立的“醫院需求信息平臺”尋求政府背書,中間輾轉嘗試了四十多條途徑,但以失敗告終。

政社協作機制不暢通,落到基層,便是一件一件“卡頓”的小事。各個基金會在缺乏中樞協調的情況下,基本采取在武漢尋找志愿者或社會組織對接落地,形成一個個小型的中轉站,謝駒團隊成為了“地接方”,對接各類基金會募集的物資。運送物資多日,仍感不順暢。謝駒舉例辦理物資通行證時,沒有文件指引,設卡的人只說“找指揮部”。“找指揮部的誰,打哪個電話,需要哪些材料”,謝駒提出一系列問題,都只能自己摸索。

謝駒的志愿者隊伍組成豐富,群組里有衛健委的、防控指揮部的、醫院的、醫療器械的、救災的。最終,他依靠志愿者的個人關系辦好手續。但他認為,這不是一個可持續的流程化操作方式,完全是靠人脈資源來打通。

該動員社區力量

據楊團觀察,很多基金會過去一個月比較沮喪,“因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對能否協作、如何協作充滿疑慮。面對新冠疫情,真正有效的是動員社會力量,早在疫情之初,她便意識到,“這個社會力量實際不是公益組織,而是社區里的老百姓。”

“社區是醫院的上游,防控非常需要社區支持得力。”楊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如何加強社區居民的組織化,讓社區自組織發揮力量,是至關重要的。

但在1月底的武漢,社工機構已經放假,不能以機構名義強制要求員工上班。同時,他們接到政府的指示是“不能外出”。“專業的公益組織都運送物資去了”,翟雁有些無奈,真正扎根社區的組織少之又少。

“我們一討論社會組織參與、志愿者怎么參與,就提及紅會。”李濤說,這是對社會組織的認識偏差,社會組織的定位不僅限于捐贈物資的流轉,還應該有更多的發揮空間。

人在北京的李濤將SARS時期服務農民工的資料又全部找出來,并在數天內對所服務的農民工家庭完成53個訪談,“識別疫情中的脆弱人群和需求”。他發現,有人家中有病人,隔離已是雪上加霜,有人防護意識不強,有人則快吃不上飯了。這些行動都是李濤在SARS時期的經驗,防護意識普及、物資發放、小額資助從服務的群體出發,制定系列方案。

中華思源工程扶貧基金會副秘書長陶鳴也提出,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造成監護缺失的兒童、造成生活困難或返貧群體,在其生活保障、醫療救治、心理干預等方面,也都需要公益組織繼續精準援助。

楊團認可這一理念,但現實卻是另一番情景——武漢有限的公益組織并不扎根社區,災難發生后,他們都出去救“遠處”的災情了。

最后,社區的業主們站出來了。武漢的金地太陽城小區共有51棟住宅樓,1763戶人。疫情發生后,他們迅速自行設卡,成立自組織團購買菜、消殺防疫,給疑似及留觀的住戶送藥,甚至開發App了解居民信息、需求等。

“這個時候你就是支持他們去做”,楊團通過iwill志愿平臺,為他們提供具體的行動建議。她還建議,疫情之后,公益領域應當進一步倡導社會組織扎根社區,大量成立備案社區社會組織、社區志愿者組織。

“他們是不會走的,大災來時他們就在那兒,”楊團說,要考慮將公共衛生預警機制與社區連接,“群防群治還要有群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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