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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工:政府包機、包車、包專列搶人
沒人愿困在疫情的冬天里

從外地返回義烏雙童日用品公司的工人正在操作機器。根據要求,復工后每位操作工人之間都必須保持安全距離。 (受訪者供圖/圖)

(本系列均為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原創,限時免費閱讀中)

(本文首發于2020年2月27日《南方周末》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特刊“疫線報道”)

朱剛以為還會和往年一樣,返回公司只需3 步:出門——乘機——進公司。但第一步還沒邁出,就被卡住了。

從2月16日開始,義烏先后派了三十多個工作組前往河南、安徽、陜西等11個省份接員工回義。

這是一趟特殊的旅程。

2020年2月24日13:35,漢中城固機場,浙江義烏首趟返工包機起飛,170名漢中務工人員踏上返崗之路。

33歲的朱剛是其中一員,2020年初這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攪亂了他的生活。1月17日,他從義烏回到老家漢中西鄉縣桑園鎮過春節,原定2月9日和妻子一起再到義烏復工,但鄉鎮的“硬核”防控阻斷了他的歸程。

從那天開始,朱剛一直都在焦急地等待,每天都作記錄,直到義烏市政府安排包機將他們接走。

截至朱剛返回的24日,通過政府包車、包機、包專列以及自行返回義烏的已有15萬人。但對于有130萬外來打工人員的義烏來說,勞動力缺口顯然還很大。

缺人的不僅是義烏。勞動力成了許多復工企業的壓倒性話題,從2月15日開始,東南沿海各省份都已“搶人”,并持續至今。在返崗復工的各環節中,每個群體都在精確地算計各自的得失。

“插翅難飛”

工人和企業老板對勞動力緊缺的感受往往不同。但在疫情發生期間,他們的想法一致,都在等待彼此的“解放”,工人想返崗,老板想復工。

橫亙在他們之間的已不是談不攏的薪酬,而是路障。一道路障,擋住了外來人員,也封住了想出村的本地人。

“以前這個時候鎮上已很少再有年輕人,都出去了,而現在只能困在鎮里。”朱剛說,困在家里那段日子,外面對勞動力的需求越來越大,對返崗復工的獎勵也節節攀高。東南沿海一帶的政府,給出的獎勵從500到2000元不等,而且返工越早,獎勵越多。

對許多務工人員來說,身價從未如此明顯地彰顯過。以義烏為例,2月22日之前返工可全額補貼路費,晚一天,補貼就降了一半。這還僅是來自政府的獎勵,企業還有一筆補助。

朱剛所在的義烏雙童日用品公司,就在政府獎勵后,再給一次全額路費補貼,而且在回去后早期,每天還有100元生活補助。

待在家里,只能領每月2000元左右的基本工資,不能做工,每天還要損失幾百元。朱剛算過賬后意識到“這樣待著,不如早出去”。

元宵節還未到,朱剛和妻子就買好了2月9日從漢中飛往義烏的機票,一共一千四百多元。

朱剛以為還會和往年一樣,返回義烏只需3步:出門——乘機——進公司。但第一步還沒邁出,就被卡住了。

從桑園鎮到城固機場本有兩種出行方式,公共交通早就停掉了,另一辦法就是坐私家車過去,但很難出去,即使僥幸能過去,送他的人回去后也要隔離14天。

沒有辦法,朱剛退了票,被扣了一百四十多元手續費。接下去幾天,他四處找鄉鎮干部打聽何時才能解禁,對方也無法準確回答。

面對務工地政府和企業的一系列補貼措施,“插翅難飛”的務工人員越來越急躁。朱剛一同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天天靠著電視劇打發時間,《神探狄仁杰》看完了,往期的綜藝節目又來回看了幾遍,每次問鄉鎮干部哪天能出去,得到的答復都是否定的。

這名同鄉決定“鋌而走險”,2月11日,他找了當地一個私家車司機,想趁路口把關不嚴的時候跑出去。他問去機場多少錢,司機讓他定,他報了“450元”,還心想六十多里路程,這個價格差不多了。誰知道別人不干,覺得風險太大。

他咬咬牙,又加了100。司機同意了,準備12日走。沒想到第二天司機就反悔了,聽說是有人舉報了,“私逃”計劃就此夭折。

朱剛雖沒有這樣“膽大”,但也同樣為不能返崗頭痛。直到2月20日,他接到了公司的一個電話,說義烏派了工作組去接員工返回浙江,心里的石頭這才算落地。

最開始的接觸并不順利

帶隊去接朱剛等人的是義烏絲路新區招商局局長虞振。義烏市委宣傳部相關人士說,從2月16日開始,義烏先后派了三十多個工作組前往河南、安徽、陜西等11個省份接員工回義。

“到政府來反映缺人的企業太多了。”2月16日一早,虞振接到開會通知,由常務副市長主持。此時,他才知道要被派往陜西漢中接員工返工返崗,漢中在浙江義烏的務工人員就有六千多人。

下午2點一過,虞振便和另外2名干部及1名駕駛員驅車前往漢中。這是一支臨時組建的隊伍。根據虞振的說法,最先派出的十個組都由招商分局局長帶隊,再從人社局、街道辦(鄉鎮)各抽1名干部同行,隨著抽調人員越來越多,后來經信、公安等部門也都加入了。

那是一段一千七百多公里的路途,開車要二十多個小時。出發后,虞振的心一直懸著,不知道省外哪些市可以允許外地車進入。他一路上都在給不同地方的政府部門打電話,詢問能否落腳,最終在江西景德鎮住了一晚。

按照計劃,第二天,也就是2月17日下午4點左右,就能進入陜西境內。此前,虞振已和漢中取得聯系,但得到的回復是,省際高速公路的檢疫站沒有撤,外地車進不了漢中。

“問了多個部門負責人,也都拿不了主意,說要請示更高層的領導。”虞振說,當晚,他們在河南三門峽又住了一晚。

在虞振看來,等待答復早已是必要的成本之一,只要允許進城,他們出去這一趟招工的收益就遠遠大于在義烏坐等員工自己回去。

2月18日上午,懸著的心終于落下。漢中方面回復虞振,說市領導很重視,專門為去招工的外省人士提供了住宿,酒店位于漢中市漢臺區,是政府征用的,入住者需自己承擔費用。

但虞振和當地政府部門最開始的接觸并不順利。從市到縣,再到鎮,各地情況不一。有些村用農具、枯樹、土塊搭起了路障,車輛無法通行;有些鄉鎮辦健康證明和通行證的工作還沒有啟動。有時候,虞振會直接和各縣人社部門聯系,尋求支持。

還有一個笨辦法,就是按照義烏企業提供的員工名單挨個打電話。朱剛是2月20日接到電話的,聽說義烏來人了,他很激動。

第二天,朱剛起了大早,按要求先后去村委會、鄉定點醫院、鎮政府、縣疾控中心蓋章。2月22日,他接到鎮上通知,健康證明和通行證辦下來了。

在老家待了37天的朱剛,終于可以外出了。義烏的干部告訴他,24日上午會有車到縣城接,但他得自己想辦法前往縣城。

沒想到的是,最終他會被送往機場,那里有一架專機等著他們。包機費用20萬,由義烏和漢中共同承擔。虞振算了一筆賬,如果用大巴載人回去,每個人的費用是900元,170人所需費用比乘飛機也便宜不了多少。

多省市競爭長途運力供不應求

當天,還有另外兩架飛機從城固機場起飛,它們載著350名工人去江蘇南通。

“這幾乎是義烏過去5天帶回去員工的總和。”虞振認為,南通和漢中是結對幫扶市,在漢中招人更有優勢。

虞振沒有料到的是,除了南通,他們在漢中還要跟其他省市競爭,漢中是陜西外出務工人員數量最多的地市之一,有八十多萬人,“這種情況下,漢中當地的長途運力都開始供不應求。”他只好聯系義烏的大巴到漢中接人。

他的任務不僅是要帶老員工,還要盡可能招新人。虞振給出的條件是,去義烏找工作的,路費全免,而且到了之后免費吃住3天。

以義烏為代表的浙江省內發達縣市,對勞動力的渴望顯而易見。

2月11日深夜,海寧市委書記朱建軍對外發出的一段語音,體現了內心的糾結和焦慮:“企業是要發展的,是要生存的,他們有外貿訂單,他們有來自國內的訂單。如果失去了這些訂單,海寧還靠什么?”

“一把手”的帶動很快產生了效果。海寧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華敏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月18日凌晨,海寧首列市外返程專列,已載回1080名云南籍員工,2月20日,又從貴州畢節載回730余名貴州籍員工,“帶隊去的有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市政協副主席。”

行動起來的不僅有海寧,同屬嘉興的平湖,在2月18日以后,也安排政府包車前往內陸省份接回員工。“如果企業自己包車去接,車費的三分之二由政府來出。”平湖市經信委黨委委員韓國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月10日平湖企業逐步復工以來,最難以解決的問題還是人力,“外地工人數量越多的企業,復工速度越慢”。

為了幫助企業復工,派出政府“包車”“包機”“包專列”接人的做法,在浙江、廣東等沿海發達地區,已成普遍現象,東莞就從云南昭通接回了不少返崗員工。

在浙、粵等地紛紛“搶人”時,江蘇淮安市委書記、市長另辟新徑,他們給當地的“外出務工鄉親們”寫了一封信,信中稱“工作去遠方,不如留家鄉”,希望他們能留在家鄉工作。

政府出手幫“搶人”,企業也沒有閑著。2月25日,朱剛所在的雙童公司品管部經理陳學森前往河南周口鹿邑縣,主要目標是多帶員工回義烏。由于找不到可讓外地人住宿的酒店,陳學森就在轎車里將就了一晚,他接到的河南籍員工抱怨稱,當地交通恢復太慢,辦健康證需要的時間太長。

陳學森在鹿邑的經歷,與虞振在漢中類似,這也是義烏去各地招工遇到的普遍現象。

義烏市人社部門書面回復南方周末記者稱,該市人社部門的工作人員雖然到了招工地,但由于各地交通恢復情況不一,人員外出要審批,前往下轄各縣市接員工仍非常困難。

老板的煎熬

2月24日15:40,朱剛乘坐的飛機在義烏機場降落,雙童公司的接站人員已在機場等候。

包括朱剛在內,乘坐同一班飛機的共有5人在雙童公司工作。測溫后,朱剛拿到了企業準備的防疫物資小禮盒,里面有口罩、一次性手套和消毒酒精。接著,朱剛領取了綠色健康碼,這是一個健康評估證明,可作為疫情期間復工人員流動的通行憑證。有了健康碼,他不再用隔離,可以直接上班。

和多數復工企業一樣,雙童公司每天會對員工進行兩次體溫測試,餐食由專人送到房間,禁止聚餐。為了做這些工作,雙童安排了公司二十多名員工脫崗,這讓人手更加捉襟見肘,用工缺口還差二百多人。

雙童公司董事長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由于人手不夠,工廠流水線上的機器只能開最低檔,產能受到極大影響,2月公司接到的訂單額有一千多萬,受疫情影響,預計到月底只能交付20%。

還未到拐點的疫情和短缺的勞動力,就像一塊烙鐵的兩面,煎熬著企業老板。南方周末記者不完全統計,全國至少已發生12起企業復工后出現的疫情,造成15人確診,五百多人被隔離。

疫情防控的弦在樓仲平那里也時刻緊繃著,從2月3日籌備復工開始,雙童公司就成立了人流管控、隔離診治、環境消殺等5個小組,明確了具體防控工作的內容及責任人,“小組人員相當于脫產做防疫,本職工作暫時擱置。”

環境消殺組的工作由3個人“承包”,陳學森是負責人。疫情暴發前,他是品管部的中層領導之一。

如今他一天的工作是從配消毒液開始,“近期有些企業復工后發生疫情,擔憂不可能沒有。”

相比逐漸提高的疫情管控成本,在分工日益精細的經濟社會中,尋找上下游合作企業的成本則是一個更大的數目。由于整個產業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疫情影響,復工的企業本就不多,“產品上一個標簽、一個條形碼,也得有相應的企業來做。”樓仲平說,但原來的鏈條遭到“破壞”,為了生產,只能花更大的代價尋找替代品。

大企業尚且如此,中小企業的困難更加明顯。2月25日,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工信部有關人士透露,目前全國中小企業的復工率只有30%左右。

這和民進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周德文的估算差不多。周德文擔心,目前是企業開不了工,或開工后遇到用工困難,一兩個月后或許會出現裁員潮。

他看到有些無法復工的企業,已經走上了裁員這條路。“未雨綢繆是必要的,在保證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政府把現有復工的優惠政策落實好,進一步減稅降費,真正幫企業減負。”周德文說,沒有人愿困在疫情的冬天里,同樣,也沒人想在疫情結束后,仍困在經濟的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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