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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述卓:孤本、善本對我們來說過于奢侈

掃描二維碼,觀看蔣述卓的“私家書房”視頻。

蔣述卓——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級教學名師,廣東省第二屆優秀社會科學家。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 ,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兼理論委員會副主任,廣東省書法家協會理事。

記者見到蔣述卓時,他正忙著在電腦上回復一封郵件。每天清晨,蔣述卓都會早早返校,來到這間十來平米的辦公室開始工作。

沒有預想中的書盈四壁。這間狹長的辦公室,窗明幾凈,光線充足,書柜占滿一面墻,大多數書被整整齊齊地安放其中。從哲學、美學到文化產業研究,從小說、宗教到電影,種類不勝枚舉,可見蔣述卓的視野之寬。

對于學者來說,有個寬大整潔的書房,是略顯奢侈的想象,讀書人往往只顧著讀書,而無更多時間對書加以整理,“我看過陳平原和夏曉虹那一期,讀書人都是這樣的。”蔣述卓對記者說:“只要自己知道什么書放在哪里,就好了,隨手能夠拿到自己需要的書。這就是我理想的書房。”

蔣述卓是廣西人,1977年考入廣西師范大學,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本科和碩士畢業后,他考入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師從著名文藝理論家王元化教授,攻讀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的博士,畢業后來到暨南大學任教。至今已在廣州教書育人三十余年。

蔣述卓身兼數職,公務繁忙,但他仍堅持認為,著書立說與業余寫作并行,學術與普及不可偏廢,學者除了要有學術上的產出,還要適時地做點普及教育。2008年,蔣述卓出版了一本普及性的小書《詩詞小札》,他端起這本書向記者說道:“學者的專著,往往要么只有同行在讀,要么被置諸高閣。寫一本普及書走近萬千讀者,這件事是有意義的。”

《詩詞小札》的書名致敬劉斯奮的父親——劉逸生先生的《唐詩小札》。在寫作計劃中,他還要寫一本當代流行歌詞的文化評價,余下時間寫寫散文。蔣述卓說:“要有多套筆墨書寫自己的人生。”

訪談

學者藏書重在積累

南都:這間書房里一整面墻幾乎都是學術類的著作,家里的藏書和辦公室有刻意區分嗎?

蔣述卓:家里的書房主要是以前我做研究留下的書籍。比如我早年研究宗教與文學的關系,那里就包括一些佛經、佛教歷史、佛教哲學文化的書,還有一些古代文論,這是我原來研究的范圍。

近二十年,我轉向了新的研究領域,藏書也就不一樣了。這間書房主要是文化研究類的,哲學、美學方面的著作,再有就是海外華文文學、海外華文詩學方面的著作,其中海外華文作家的作品占得比較多。

基本上來說,我的書到處都是,家里放不下的,只好在學校的辦公室再放一些,在評論基地的資料室里,還有我這么一大堆書。等到我榮休的時候,我可能把這些書送給資料室,留給青年學者看,只留下一些自己可以研究的書就行啦。

南都:在你的書架上,夏志清、王德威、張翎、嚴歌苓……這些海外華文寫作者的名字出現的次數也比較多。

蔣述卓:學者的書都是跟著研究領域轉移的,所以你能看到的,擺在面上的,隨手能拿到的書,都跟我當下的寫作領域相關。而以前的研究領域,過去的書可能就放起來,藏在那兒了,可能好久都不會看,只是很偶爾會找。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現在做海外華文文學方面的研究。2018年我拿到了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叫做“華人學者中國文藝理論及思想的文獻整理與研究”,研究海外的華文學者,他們怎么樣把中國文藝理論傳播到西方,又怎么樣把西方的文藝理論結合中國的文藝理論,把它反饋到中國來。這就包括很重要的一些學者,像夏志清、王德威、劉禾、張英進、孫康宜等等這些人是我未來五年要重點去專門研究的范圍。在我的書房里,這些學者的著作比較多。

同時,海外華文作家也是我現在的研究對象。在東西方文化和跨文化的背景下,海外的華文作家同樣用華文寫作,為什么會出現他們現在這樣的成績,他們如何將故國的經驗、本土的經驗,上升到一種世界性的文學書寫當中,對文學本質進一步加以一種把握?比如張翎的《勞燕》,嚴歌苓的作品,她們都有這樣的特質。比如像諾獎作家奈保爾,他是印度裔的英籍作家,作品兼具英國和印度的經驗,作為一種雜糅的文學經驗,這種文學我認為它更具有世界性的文學品味。海外華文作家們實際上具備了這種條件和環境,他們具備了這樣的國際視野,眼光比較開闊,我們的文學就應該瞄準一種國際性的文學品位。

南都:作為學者的藏書,和社會上或民間的藏書家會有何不同?

蔣述卓:學者的讀書或藏書,是一個積累的過程,大多數和自己的研究領域緊密聯系,所以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閱讀范圍,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藏書種類。

同時,學者跟社會上或者是民間一些藏書家不一樣。藏書人講究的是孤本、善本、珍本,對我們來說,這些對我們都是過于奢侈。我們只是根據自己的需要來讀書,來藏書。

南都:你早年做古代文論研究,這方面的書有哪些你比較得意的收藏?

蔣述卓:那這個倒是有的,原來我們研究古代文論,主要是從“二十四史”和一些文集里面去收集,會去找一些好的本子,我搜集了一些,比如說古代的小說,明清時候的版本,如能夠找到的都盡量去找。做古代文論研究還涉及到佛教文論,我曾經專門去收集過金陵刻經處所刻的佛教的經論,這個是我最得意的收藏,因為那個是一個比較好的本子。在里面我們可以看出來佛經的翻譯,它怎么被翻譯過去的,這個實際上涉及到了古代的翻譯理論和古代的文藝理論。

南都:你個人的閱讀也是跟著研究領域轉移的嗎?還是說會關注學術閱讀之外的讀物?

蔣述卓:我認為讀書是沒有止境,也是沒有限制的。我的學術歷程是從古代文論開始,進入到宗教文化,到“文化詩學”,再到當代文化產業的研究。這方面需要我讀的書比較雜,各種領域、各種范圍都要涉獵。所以在學術上我也主張跨學科的方法。前幾年我出過一本書叫《跨學科視域中的比較文學》。如果說沒有過去的哲學、文化、文藝理論,古代文論的基礎,現在來做文化產業研究是不可能的,應該說也是不夠的。

多套筆墨書寫人生

南都:有沒有設想過,一間理想中的書房是什么樣的?

蔣述卓:我當然是希望能有一個更寬敞的書房,除了放書以外,還能有一個寫字的地方。我喜歡書法,看書看累了,還能到旁邊再去練練書法,這么說的話,至少要個四十平米吧,或者五十平米那是最好的。可是現在的居住條件達不到,那我們只能退而求其次啦。我理想的書房就是:盡管顯得亂,但是我知道哪些書放在哪里,隨手能找到自己想看的書。

要建立一個私人圖書館,這個條件恐怕達不到,學者家里的書,不可能像圖書館一樣,按照分類擺得整整齊齊。那個并不是我們讀書人所能夠達到的境界,因為我們平常沒有更多的時間來加以整理,只要自己知道哪些書放在哪兒就行了。所以有時候我也不希望家里人給我收拾書,因為一收拾書,以后我都找不到了。

我看過陳平原和夏曉虹那一期視頻,他們家也是到處擺的都是書,對吧。我們讀書人都這樣的。你看我這些雜志,全國各地寄來的一大堆,不可能再去整理了,所以理想的書房就是,自己知道自己的書在哪里,隨手能夠拿到自己想看的書,這樣就可以啦。

南都:有沒有誰的書房,你是一直想去參觀的?

蔣述卓:這是我很感興趣的一個問題,是個很好的問題。比如說,我就想看看作家們的藏書是怎么樣的,比如像很多作家沒有上過大學,但是他們所寫出來的小說卻有著豐富的閱讀量,想必他們的讀書也是很雜的。我就要看看王蒙他家里藏的是什么書,看看這些茅盾文學獎獲得者,比如說劉醒龍、阿來、梁曉聲……他們讀的書是怎么樣的。

如果要看學者的書房,有一個我很想看的,就是楊義,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部委員,現在在澳門大學當教授,這是我很佩服的一個學者。楊義先生的思維方式是非常廣闊的,他從中國現代小說研究起步,進入到中國古典文學,他寫的李白和杜甫的評傳,《李杜詩學》,七八十萬字很厚重的,后來又寫到了先秦的“諸子還原”,他幾乎一兩年就出一部學術著作。他去澳門十年,出了差不多十部書,從這里我就知道,他的生活里除了讀書寫作以外,幾乎沒有任何其他的享受,甚至于旅游都很少。他到了國外基本上就是泡在圖書館。這位學者是把一生都獻給了學術,我覺得他的書房也是我很想看的。

南都:做研究之外,你最近還在忙些什么呢?

蔣述卓:最近這幾年我自己寫了些散文,大約計劃在明年還要出一個散文集,叫《生命是一部書》,是自己的另外的一套筆墨。我經常說,要有多套筆墨書寫自己的人生。除了做學術研究以外,你還得做普及,你還得去搞搞創作。以前我也寫過小說,但是現在沒有時間、沒有精力去寫。對于我來說,我還希望自己能夠通過散文的創作,去表達自己對于世界的一些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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